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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8 10:18 来源:赤峰广播电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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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7点30分,话剧正式开始。


来源:凤凰国学

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不是学术根本目的上的不同,而是思维路向与实践方式上的不同。如果能够主动地、自觉地把自己的本心建立起来,并且在生活的实践过程中把这一本心具体地表达出来,我们就走在实现圣人境界的道路上,这就叫做“知行合一”,就叫做“致良知”。

导读:王阳明心学是宋代以来整个理学传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典范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综合。那么,阳明心学究竟在中国传统古典思想的整个脉络当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如何走近王阳明,将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历史人物呢?新年伊始,凤凰国学专访浙江大学教授董平,解读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绘像

一、勿变当代“鸡汤”:阳明心学研究中的解构倾向

凤凰国学:目前阳明心学在社会上的关注度有所增加,但是也存在一类趋向心灵鸡汤化的对阳明心学的理解,或者是带着功利的目的来研究阳明心学,您对这样的情况怎么看?

董平:阳明心学当前研究状况的参差不齐,作为一种现象是存在的,我想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整个中国的古典文化传承,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多多少少是有断层的,当我们现在重新回过头去,试图重新接续这个古典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面临着各种困难。

首先,举例来讲,比如阳明先生的心学,实际上它是宋代以来整个理学传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现在对于整个理学传统不甚了解,突然进入王阳明,首先吸引我们的可能会是阳明先生的传奇人生,他那些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并且伴随着这些传奇故事,总是有许多让我们觉得神秘、玄妙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很吸引人。如果只是就阳明来讲阳明,那么我们可能会过多地去关注他的一些神秘的、玄妙的东西,并且把那些东西,经过我们今人的理解,进一步把它神秘化。

我们今天关于阳明学的研究,首先需要避免把它神秘化,更应该避免把阳明先生这个人本身神秘化,而应该把他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且把他放回到我们古典思想的整个脉络当中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到阳明先生心学的真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对我们今日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益。

第二,阳明先生的思想是非常宽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典范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综合。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他的的确确吸纳了佛教、道教的元素,还有别的不同思想形态的合理元素,包括二程、朱熹的理学思想在内,最后整合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阳明心学。

可是现在同样也有一个情况,当我们在研究中关注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很可能觉得佛教、道教的东西很吸引人,有的人甚至认为佛教、道教的东西在阳明心学的思想核心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甚至不把阳明先生当儒家看,这显然并不符合阳明学说的基本面貌。所以在研究阳明心学的时候,我个人仍然比较提倡把阳明先生的思想就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不要再过多解构。因为经过解构,很可能阳明心学也就失掉它自身原有的完整性了。

至于“心灵鸡汤”的问题,我是这样看,如果我们能正面地来看待“鸡汤”,也没什么不好,“鸡汤”补身,“心灵鸡汤”应该“补心”。但是如果只把王阳明心学理解成所谓的“心灵鸡汤”,那么事实上就不仅会丧失阳明先生思想的真正精髓,并且还会导致理解上的片面化。

凤凰国学:会有一种误读。

董平:对,会有一种误读,或者误导。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类似于“鸡汤”的东西,多少带有某些个人的片面理解,而把它当作是阳明先生的思想,或者是心学思想的精髓,然后传达给大众,这是有问题的。

王阳明著《传习录》

二、道在何处?阳明“心”说与朱熹“性”说

凤凰国学:您觉得以心学为代表的王阳明先生的思想体系,在整个儒家思想文化里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董平:这个话题要讲的话,是个很长的故事。我们今天实际上有许多历史所形成的,或者我们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往往是口耳相传所形成的一些印象。比如我们今天讲儒家,儒家究竟是干什么的?它究竟在提倡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忠君爱国”、“忠孝节义”等等,但这些东西是不是先秦孔孟所提倡的?是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恐怕都是大问题。毫无疑问,儒家思想当中容纳了这些思想,但是它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

从儒家思想的整体上来讲,我同样把孔子、孟子都看作是儒家思想传统当中的一个传递者。当然,通常都说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我一般也并不反对。但问题是,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如果我们往前看,那么在儒家思想当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礼乐文明,却的的确确是在周代形成的。孔子说“吾从周”,就表明他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信奉者,是礼乐文明精神的体现者,是在一个特定时代当中这一文明精神的阐述者、传递者。传述之功其实很伟大,正是在传述当中,我们才形成“传统”。

从大的方面说,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关注人的存在。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如何使个体能够获得更为良好的生存,是儒家最为切要的一个核心问题;但个体是在群体当中的,群体是个体的集群,所以如何使群体能够在天地之间获得更为良好的生存,同样成为儒家关心的重大问题。什么叫做良好的生存?如果理论一点来讲,就是个体人的生命本质、他的现实生存状态,包括所谓物质的与精神的,这些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合统一到一起,从而体现我们生命自身存在的完整性,尤其是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所以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层面来讲,儒家真正所关心的是社会的公共制度建设,以形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从个体的生存方面来说,它关心的是个体心身秩序的完整建立。个体的心身秩序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秩序,这两者显然是不能相互违离的,正因为如此,个体就有修身问题,而就社会公共制度来说,就有制度是否合理的问题,合理的制度是能够确保个体人格完整统一的有序表达的,并且是能够为共同体中的个体提供良好的生存保障的。

中国自身的文化是在历史的传递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吸纳新因素而自我更新的。但是并不是说它从来没出现过问题。就历史来讲,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实际上就对儒学造成了强力挑战。

王阳明绘像

大家都知道,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体系,并且获得了它自身的独特地位,到隋、唐时期,又达到了那样一种巅峰状态,正是佛教的繁荣,使部分儒家知识分子感到了儒学所面临的危机。最早具有这种危机意识的应该是韩愈,他已经察觉到了佛教的过度发展可能潜藏着中国自身文化传统断裂的危险性。也正是韩愈开始提出儒学的“道统”问题,试图重新追回孔孟之道。“道统”的提出,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本根意识或说是“主体性”的重新觉醒。正是在这个意思上,我把宋代以后我们通常叫做“理学”的东西,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思想文化运动,或者哲学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起点实际上是应从唐代的韩愈算起的。面对佛教的繁荣,韩愈提出的是一种对抗性策略,而这个对抗性策略,实际上是被实践过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韩愈应该是去世在公元824年,他去世20多年之后,也就是到了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有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灭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次灭佛运动就是对于韩愈所提出的对待佛教三大策略的一种实践——“火其书,庐其居,人其人”。但实践表明,这种“简单粗暴”的对抗策略并无成效。所以进入北宋之后,以周敦颐等“北宋五子”为典范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接过了韩愈关于“道统”的问题意识,但摒弃了他的那种对抗性策略,而是深入佛学内部,取其精髓,重新诠释。正是这一重新诠释,实际上导致了先秦儒学理论面貌的全新改变,是即为宋代理学。

因此我一直认为,理学实际上原本就是为对治佛教这一外来文化而发生的一次哲学文化运动,但其根本目的则是儒学的重建。这一重建同样归结为两大秩序的重建:一是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二是个体日常生活的心身秩序。因理学的目的原为对治佛教而实现儒学在宋代的时代更新,因此吸纳佛教、道教的元素,所谓“取其精髓”,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理学原本就在一个更加宽泛的思想视域之内,吸纳了不同思想形态的核心要素,它原本就是整合的。这一经过整合的理学,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儒、道,还是佛?当然是儒,因为先秦孔孟儒学的基本观念、概念、理念是统摄其他不同思想的基础,虽然表达形式有所不同,但正因此而导致了先秦儒学基本面貌的时代更新,所以我们通常也称之为“新儒学”。如果宋代以来的理学,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理学,仍然是儒学,这就代表着儒学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新形态、新发展,既然是新形态和新发展,它发展的样式可以有不同,这就有路,实际上还有浙东学派,以吕祖谦他们为代表的另外一派,我通常是把这三家,即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看作是宋代以来理学运动所达成的三种思想形态,因为他们这三种不同的形态,解决了一个问题,或者说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都回答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道存在于什么地方?对于道的自身存在境域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思想体系。

从这个意思上面来讲,阳明心学实际上就是宋代以来整个新儒学思想体系当中的一种形态。我们通常讲“程朱、陆王”之辨,好像要把他们对立起来,其实是不对的。尽管他们的思想各有不同,但正是代表了对先秦儒学重新建构的不同方式,就他们自己的思想而言,都能自成体系,因此对立的想法我个人觉得是不可取的。既要真正了解他们之间的“同”,更要真正理解他们之间的“异”,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领会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要义。

就王阳明来说,他和朱熹的差别是什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朱熹的观点,我们人的本质,跟最高的、本原的、绝对的、永恒的、真实的那个“实在者”——也就是“天道”,是同一的。王阳明也同样承认这一点。只不过在朱熹那里,这种同一性的现实体现者,朱熹认为是“性”;而在王阳明那里,则是“心”。在朱熹那里,“性”原是静而不动的,“心”则与人作为现象的形而下的层面相关联,所以“性”向“心”的开展,中间便有许多曲折。而在王阳明那里,“心”原本就是活泼泼的,是动而静、静而动的,是常觉常照的,所以就人的现实生存来讲,他的最高任务,就是要确保自己的“本心”能够按照它自己的本来真实样子来呈现到日常生活当中,这就叫做“致良知”、“知行合一”。可是在朱熹那里,这件事做起来却比较费劲。朱熹认为“性”本身原是静的,正因为它是静的,所以要使它动起来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就需要有一种“能动”的东西,这就是“心”。“心”之所以会动,是因为它总是能够“感于物而动”,所以朱熹认为,“人心”原来是个危险的东西,因为它总是“感于物而动”的,那么难道我们都能够确保“人心”之动,在任何情况、任何境遇之下,都能够保证它动得恰到好处、都能够成为“性”的现实体现么?所以要使人心之动能够成为“性”的现实表达,就需要“存天理,去人欲”,使“人心”不断地实现它自身的纯粹化,还原为“道心”,以至于纯粹天理用事。你能说朱熹讲得不对吗?我看并没有错啊。

但按照阳明先生的观点,事情却不需要那么复杂。“心”只是一个,心就是性,性就是天,天就是道,所以说“心即理”。现实世界中的人,本来就是“先天”、“后天”统一的个体,只要自觉地实现“心即理”的内在体认,主动地、自觉地把自己的本心建立起来,并且在生活的实践过程中把这一本心具体地表达出来,我们就走在实现圣人境界的道路上,这就叫做“知行合一”,就叫做“致良知”,你看是不是更加简单、直捷?那你说他错吗?我看当然也不错。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不是学术根本目的上的不同,而是思维路向与实践方式上的不同。

朱熹的